但是，进入21世纪，在这十年之前的那十年，上述思想与学术两个方面就开始结合起来，产生了若干既具有原创思想、又具有相当的学术功底的儒学研究，特别是开始出现一些标志为XX儒学的理论建构。

《论语》曰：‘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他说：天下为公之大道是六经外王学一贯旨趣。

尤其自《原儒》《六经为孔子晚年所定论》等著作以后，熊氏基本形成了一套与《读经示要》时期差别显著的外王学观念，这套观念延续至晚年的《乾坤衍》中，并直接影响了他的大同理论。而经纬万端之大业，所由开展。熊氏认为，《周官经》是升平世阶段的制度总纲：《周官经》于革命初成，创立领导制，暂行国家社会主义，故有此制也。而在熊十力体用不二的理解中，天等同于万有之元众善之长，也就是宇宙万化流行的本体，它内在于万物之中，所谓即万有即实体，不可析之为二。因此，天的神圣性与超越性是天子的正当性来源，一旦将其剥除，则天子亦将不复存在。

然而，仅仅从经典中申发出的不断更化、日新无穷的理念，仍然偏重于哲学与理论层面，而未能带领熊十力直接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。他反复强调，哲学不是空想的学问，不是徒逞理论的学问，而是生活的学问……人者不能离社会而存，不能离政治而生。但是，经学要对未来中国文明理想真正有贡献，必须对其义理做出更多创造性的解释。

面对中华文明的丰厚遗产，现代人除了古史重建，也必然需要经义新诠。 第一问：2023年您在三联出版了新书《礼以义起：传统礼学的义理探询》，书中对近年经学、礼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多有阐释。我们知道，您最早的研究是偏西方的，比如社会学和基督教哲学，近年来您有一个由西入中的学术转向，开始更关注中国传统的学术，尤其是经学和礼学。鲁迅先生曾经买到过张先生作序的书，发现这些清遗民其实特别喜欢顾、黄、王等明遗民（顾黄王在晚清得到朝廷肯定，曹元忠起到了很大作用），而且还表彰在清代遭遇文字狱的学者，其实也对他们颇有敬意。

礼学也是专门之学，容易陷入琐碎的细节，但不了解这些细节，也就无法理解礼学的真精神。我本人也是从细细读丧服入手展开礼学研究的，逐渐有了一些理解和想法。

但80年代以来，四十多年的学术积累，最大的成果在西学上，对西方古典学、中世纪神学、政治哲学、历史哲学等的深入研究，才激活了经学的研究视野。如何在西学建构的现代世界，思考中国的生活方式，是我一直在关心的问题。第五问：您在礼学研究中，特别注重挖掘一些晚清经学家的观点，尤其是张锡恭、曹元弼、唐文治，这些学者在之前清代学术史的论述中并没有那么重要的位置，您是如何重新理解和挖掘张、曹、唐这些看似非主流学者的重要意义的？吴飞：晚清民国是中国学术接触西方思想的开始，那个时代的各个派别都很重要。张先生和曹先生（曹先生有两位，曹元弼和他的堂兄曹元忠，曹元忠先生的学问是比曹元弼先生更高的，但去世早了些，著作没留下太多）和唐文治先生不同，他们是前清遗民，至死都留着辫子。

基于对文字、文献、历史的学术基础，才能有更多思想的阐发。再如巴霍芬的《母权论》，虽然有些老了，一些观点现在未必还接受，但是一本有巨大影响的古典学著作。我认为，所谓礼乐文明的真精神，就是在三代，中华文明形成时，形成的基本精神，体现在六经当中。第四问：您的经学研究主要围绕礼的观念进行，礼学是个相当复杂琐碎的学问，很容易沉浸到大量古代礼学实践的细节之中，越做越窄，从而无法与更宏观的人文研究对话。

比如乔老师比较了孙诒让和黄以周的研究，两个人都是晚清经学大家，都有巨大贡献，但孙诒让的《周礼正义》就不能算经学著作，只能是考据学著作，而黄以周的《礼书通故》就是经学著作，因为是通过考据来表达经学思想的。面对三代文明，古人的史事体系与经义体系，是不可或缺的两翼。

我的第一本书《麦芒上的圣言》处理的是西方宗教在中国的状况。乔老师这个标准就是我们丛书的标准。

可否请您聊聊，这个转向是怎么发生的吗？吴飞：其实，长期以来我的研究都是在中西之间平行进行的。文质论处理的是社会理论问题、历史哲学问题、文章修辞问题、个人修身问题，等等，但文质论也有其形而上学的层面。经义新诠则要告诉人们，三代所形成的这些制度、这些观念、这些著述，究竟传达了怎样的文明理想，诸如如何看待天地自然，如何思考人伦物理，如何理解家国天下，与其他文明的观念有何不同，并如何将它阐释得更高明。我认为这在现代世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不过，我并未因此放弃文质论。我们收的是黄先生这样的著作，而不是孙先生那样的书。

这种精神和现代性可以说格格不入，是我们今天特别不容易理解，也应该去理解的。现在重视他们的人越来越多，这对于我们发掘清代经学的成绩，是很有好处的。

大致说来，无论性命论还是文质论，都以自然为本，最高的自由就是最自然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人类文明对自然的超越或改造。性命，其实就是文质中的质。

像清代的许多经学家，如戴震、程瑶田这些人，他们关心的是很大的义理问题，但要弄懂这些义理问题，就先要认字读书，结果义理研究还未充分展开，反而是他们的小学研究被记住了。当然，像前面说的，无论中西古典学研究，都是有门槛的，不是随便怎么说都可以。

当时也有许多前清遗老聚集在上海花天酒地，三位先生近在咫尺，却不加入他们，而是采薇著书。可以说，文质论是性命论的方法论。你提到的这几位老先生都出自南菁书院，在面对现代性时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态度。唐文治先生与时俱进，主持交通大学和无锡国专，曾与北大的蔡元培先生齐名，是有巨大贡献的教育家。

第二项研究《浮生取义》则深入到当代中国人的生死和精神状态。这一思路，与现代西方学者对待《圣经》的态度，亦颇类似。

我反对过于急切的制礼作乐，认为应该更谨慎一些，重要的是对礼乐文明的现代诠释，而非恢复古礼。他一方面能够主持以理工科为主的交通大学，另一方面又能在现代教育体制中主持无锡国专，甚至在抗日时期还能坚持，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。

而对于当代人，则需要以这种真精神来理解现代性、应对现代性。这当然是特别值得重视的。

经义新诠当然也不是简单的复古，而是对六经义理的现代诠释。请问您和甘老师怎么规划这套丛书的选题，尤其丛书中学部分作品的出版，有哪些考量？在丛书推出六年后，您对这套书的未来期待是什么样的？吴飞：随着古典学在中国的展开，出现了很多套古典学丛书。比起其他的国学门类，经学既是传统学术的中心和制高点，同时也如西方古典学一样是有门槛的，如果不认字、不认真读书，是不能随便乱说的。比如《希腊人与非理性》《自由意志》，就得到了许多读者的肯定，可以说相当实质地推进了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。

这就保障了，经学研究不会像其他一些国学部类那样，容易混进一些乱七八糟的胡说。董仲舒、《白虎通》都说天质地文，而且我认为宋学理学在根本上就是文质论，因为理本义就是玉的纹理，是特别细密的文。

而中国古典学方面的著作，比如乔秀岩、叶纯芳老师的几本书，主题是特别具体的问题，但有着非常宏观的问题意识，可以视为中学方面的典范。进入专题： 礼乐文明 。

性命论的许多命题需要落实为文质论。这一关必须过，然后才能与更宏观的人文研究进行深度对话。